文物古迹

文物古迹

1、铜(斝)

商代盛酒行裸礼之器，兼可温酒。为高体分段平底式，器体较宽而高，圆形侈口，沿上双柱呈帽形，沿下有一残口，器壁厚实呈斜西，腹下鼓起，底向下鼓出，三足呈丁字形，腹中间有一把手，器表饰饕餮乳钉纹。通高33厘米，口径18厘米。

2、铜(甗)

西周蒸饭器，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体用以盛米，称为甑，下体为鬲，用以煮水，中间的箅通汽以蒸于甑。为圆形侈口，沿上竖两耳，腹下收;下部为袋状鬲，三足残。器表大部素面，沿下饰一周弦纹，下部饰“∧”形斜条纹。器内壁有铭文，共八字“录子艅作父已宝彝”，其意是录子艅(人名)为纪念自己的父亲而做的“宝彝”。作为早期有铭文的青铜器，内乡尚属首例。该器物通高35厘米，口径25厘米。

3、玉壁

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物。《考工记·玉人》：“好，壁孔也。”《尔雅》曰：“肉倍好，谓之壁;好倍肉，谓之瑷;肉倍者一，为之环。”“肉”即壁外框，“好”即中央圆孔;中央孔大的为壁，孔小的为瑷，而环则易区别。内乡出土的这块战国玉壁，两面均饰蝌蚪纹。直径16厘米，厚0.5厘米。

4、汉代画像砖

1992年征集，其画像既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真实生活写照，又再现了汉代围场狩猎射杀的生动局面。画像砖为大型空心砖，长112厘米，宽26厘米，厚12厘米。画像下部图案为飞驰的车骑自左向右依次向围场的楼阁式阙门行进，前排骑士已进入阙门内，两个守门之人跪地叩首迎接;上部图案显示出进入围场的骑士已拉满弓箭，射向正在惊吓奔跑中的梅花鹿。这幅战马奔腾嘶鸣，喊杀震天，小鹿难逃围猎的画像，构思惟妙惟肖，形态生动逼真，反映了汉代艺术的博大精湛。

5、汉代画像石

汉代画像石是汉代墓葬的主要建筑材料，其质地有青色的石灰岩和红色砂质页岩两种。它的产生与两汉时期所处的政治、经济位置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当时统治阶级的厚葬有着深刻的渊源。目前所收藏的汉画石有：鼓乐百战、墓门、门枕、门眉等，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其中墓门为红色页岩，浅浮雕，上为白虎，脚踏铺首，铺首衔环与下部斜条几何纹相连，上下组成一幅完整的图案，高144厘米，宽66厘米，厚9厘米。

6、元代桌案

桌案为木质，呈长方形，桌面西端凸起呈圈轴状。长2.7米，宽0.7米，高1.17米。正面两腿雕刻纹饰为鱼龙变化，两腿之间的长方形包框内透雕图案已不清晰。从雕刻的图案上看，刻工简朴粗狂，线条流畅大方。同时，从所刻文字中也不难看出，该桌案是显圣庙(今内乡县王店镇显圣庙村所在地)西的一家农户，为保“家眷清吉，六畜平安，田畴丰稔”而捐给显圣庙的一个香案。该桌案虽经历了六百多年的风风雨雨，除下部虫蛀较残外，共上部保存尚好。

7、明代铜佛像

明代铜佛像为一半身菩萨像，从整个造型上看，为明代所铸。铜像呈打坐诵经状，头顶僧帽的正面有三个相同的小佛像，亦呈打坐诵经状，像的正面刻画细腻，形态逼真，惟妙惟肖，衣袖宽大遮体，线条流畅，两手自然抬起，两手相合，拇指、食指竖立向上，后三指自然弯曲，面部神态自若。像的背部和下部较残，用砖砌成须弥座予以加固。像高1.5米，体宽0.89米。

8、“典重引年”匾

“典重引年”匾为一方木质匾额，它不仅是研究清代县官官衔、品级、考核、奖励等制度的实物资料，而且对鉴赏、考证旧时官吏赠匾的款式，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此匾长2.01米，宽0.86米，原为红底金字，主题内容“典重引年”为行楷，汪浮雕，上下款为楷书、阳刻。匾正中上方恭书“皇恩”二字，全文读作“皇恩特授内乡县正堂加分府衔加五级记录十次胡峋，为乡耆辛昭立‘典重引年’，大清嘉庆五年(1800年)十二月十五日吉旦”。查清同治《内乡通考·职官考》，胡峋为清代内乡县第57任知县，并为之立有小传，写有评论：“胡峋，山西山阴人，嘉庆元年(1796年)任内乡知县。时楚中教匪齐二寡妇窜入南阳境界，兵马络驿过内乡，嘉庆二年(1797年)滋扰更甚，峋周旋其间，保全殊多，去时百姓送之郊外。”《论曰》：“官以有功德于民为贤，胡峋当兵乱之时，保全危城，其功德岂可没哉”。匾文中，皇恩，表示对皇帝的敬重;“内乡县正堂”是胡峋作为内乡知县的代称;分府衔，是胡峋的品级，相当于知府佐贰官同知的级别，是正五品官;加五级记录十次，为胡峋在考核时有十项政绩，给予加五级的奖励。“典重”指皇帝的恩典重，“引年”是旧时官员退休的雅称;“乡耆”为乡间有名望的老人或已退休归里的官员，《典》匾就是知县胡峋为辛昭受皇帝赏赐而荣归故里后所送的匾额。

9、“西带丹江”城门石匾

“西带丹江”城门石匾为现存内乡县衙的主持建设者、正五品知县章炳焘(浙江绍兴人)唯一留存的一块完整的书法真迹。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内乡知县章炳焘改县城四关城门匾额，并亲书“东邻宛镇”、“南瞩荆襄”、“西带丹江”、“北搂嵩邙”。现仅存西门“西带丹江”匾额。该石匾长1.7米，宽0.66米，厚0.16米。整匾字迹为阴刻，楷书体，端庄凝重。主题内容“西带丹江”，用在西城门外，意为丹江像一条带子环绕着内乡。上款刻“光绪丁酉”(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下款刻“章炳焘书”，匾文字迹清晰可见，毫无损伤。

10、匪类墩

1995年在修复县衙狱房时，出土有一块方柱形青石，高63厘米，宽34厘米，厚33厘米，正面偏左处刻有“匪类墩”三个大字，右侧中间处有一约5厘米的圆孔为铁链的穿孔，石重约200余斤。“匪类墩”顾名思义，是锁禁命盗人犯的专用器具。旧时衙门捕捉人犯，先羁押在班房待审，人犯捉来之后，特别是命盗人犯反抗力强，必须用铁链拴绑于石，使他不能脱逃。有时外来过境押解犯人，路宿内乡，没地方关押，也可锁于匪类墩，不管盛夏严冬，均是如此。

11、《三院禁约》碑

1985年在内乡菊潭公园出土，碑首刻“三院禁约”四个大字，故称“三院禁约碑”，按碑文中标明的位置，放于内乡县衙“门首之左”。该碑高2.96米，宽0.91米，圆首，碑文为楷书，计有1000余字，为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内乡知县易三才和县丞席讲、主簿聂现、典史吴道光四位职官，为减轻人民负担、禁止吃喝侈靡之风，向上级三个部门的监察官呈文，禁革而得到准许而立的法规性碑刻。明末，朝政腐败，官场里侈靡之风盛行，接待三级官员的地方驿馆，由于裨官的猖诈，强行索要饭菜、夫役，造成地方驿馆疲困不堪。万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日，知县易三才等官联名，向上级陈述其过境官员“吃喝风”泛滥等腐败现象，并拟定三条禁令和一条关于过境官员乘马坐轿、饭菜供应的具体规定，以及违犯这些禁约的处罚办法，从而得到了上级三位监察官员的赞同，命刊刻榜文，立于公署门首之左，常川晓喻，永为遵守。《三院禁约》碑距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其中规定的“如有特殊外索者，该驿飞报西院究治”，“如违，许该驿经禀本官究治，如此，则可以作驿官敢言正气。”禁约旨在整治侈靡之风，提倡小官敢于告发大官官邪的正义行为，因此，《三院禁约》碑可谓整治吃喝的一面历史鉴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