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脱贫，不妨学学这位县长的扶贫经济学

编者按：河南省内乡县是一个国家级特困县，两年多来，在脱贫攻坚工作上，这个县取得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截止2017年，全县已有近2万人实现脱贫退出，贫困发生率由6.98%下降到3.85%。去年在南阳市年度脱贫攻坚工作考核中，内乡县荣获全市第一名；2017年获得全省脱贫攻坚工作先进县；2018年3月，在全省拟退出的33个贫困县评估中，内乡县位居第一名。去年，内乡县在全省各县（市）一般公共预算增幅排名中位居全省第三位……

依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观点看，县域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秘密。面对脱贫攻坚战役，全省108个县（市）之间同样展开的是一场无声较量，何以内乡县脱颖而出？有人说，这个县县委、县政府特别能干，可是人们观察每个县（市）在脱贫攻坚中都付出了特别的汗水与心血，工作态度并不是决定性因素；有人说，这里有大企业牧原集团的强力支持，可是全省有大企业的县（市)并不少，这也不是充分条件。而客观上，内乡县脱贫攻坚的外在条件比别的县（市）更差，这里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称。

在张五常看来，县域竞争宛如公司竞争，关键的还是看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战略决策。从媒体报道来看，内乡县出了一位“银行家县长”，才是内乡在脱贫攻坚战取胜的关键性力量。而观察这位县长的脱贫思维与决策执行，有其清晰可鉴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特征。笔者从扶贫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这位县长的扶贫作为，目的在发现其区域扶贫治理规律，为河南各县（市）提供扶贫新思维。

经济学是实证科学。内乡扶贫模式将获联合国推广

内乡扶贫成效不仅获得了数据证实，而且赢得了更高层级的关注。

上个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减贫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调研组官员再一次深入内乡调研，双方达成了在内乡县落地联合国减贫与可持续发展项目的示范点，进行深度合作的意向，要把内乡脱贫攻坚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广到全球去。

这不仅是内乡县的事，更应该说是河南省的事，可以说，河南的脱贫智慧具有全球价值。

内乡脱贫模式不仅在河南，而且已经走向了全国，扶贫工作的实效性获得了肯定。这是引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注的原因。

借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力量，内乡县长杨曙光的眼光越过了扶贫工作，他在双方座谈会上提出要把联合国减贫与可持续发展项目建设成为县域治理的示范点，从脱贫攻坚向着乡村振兴、产业驱动、产权改革等方向整体推进，把示范点向着示范片迈进。显然，他希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资源供给更具区域实验价值。

如果把内乡脱贫工作取得成功看作一种现象，那么，观察这一现象背后，其经济学内涵相当丰富。

他的价值理性，不仅体现的是政治品格，更是治理情怀

德国知名政治经济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之下，人的行为选择具有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合宜性观点。

价值理性，关注的是人行为本身所代表的价值，是否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否展现出忠诚与荣誉感。在价值理性的视野内，人是终极目的，一切努力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提升人的价值，促进人更好的生存、发展与完善。

杨曙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吐露内心：“县政府处在脱贫攻坚前沿阵地，必须在县委的统一正确领导下，既要不怕担当风险，又要把控好风险，真正把国家好的政策用足用活、落到实处，惠及百姓。”

站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他没有犹豫、退缩而是选择“只要敢于担当，就能快人一步。”

显然，人们站在价值理性的立场看，杨曙光作为一县之长，他担当的政治品格，一定来自于“为人民服务”的价值选择——以人民群众为终极关怀。而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离不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落地。

显见，“惠及百姓”的脱贫攻坚正是杨曙光价值理性的实践载体。

县域金融战略，为扶贫工作配置了资源供给

邓小平老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县是最大的战术单元，也是最小的战略单元。可是，县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上，往往在上半句上着力，而忽略了或者说不够重视下半句对区域发展的真正价值。

事实上，县域经济发展真正的竞争力就来自于区域差异化的战略。战略表面上是区域发展优势的挖掘与培植，本质是资源配置的方向与方式，决定着县域经济的发展特色与竞争优势。

对此，杨曙光在公开发表的《用创新成就崛起振兴的梦想》的文章中，就分析了内乡县金融战略提出的背景：资本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发展的主要矛盾，培育优势，靠新思维新方法赢得金融活水，是推动发展的关键。必须树立“经济发展，金融先行”的理念，要注重在区域和行业之间存在分布不均匀的情况下，把握好金融本质，运用好金融资源。

事实上，2014年，杨曙光到任内乡县长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洼地的现实，就提出了“经济发展，金融先行”的战略理念（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战略规划），并把这一战略思维落纸于实践之中。

细微之处见真章。2016年，杨曙光以县长之名在采取众筹的方式帮助县里的油桃种植贫困户网上卖油桃，就引发了市场瞩目。

而脱贫攻坚目标的达成，实质上，正是金融战略的生动实践。

帕累托至善点，金融产品思维下的价值取向

客观地说，杨曙光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展现出的金融智慧，是具有中国原创价值的创新实践。

这一“5＋”扶贫模式已被市场广为知晓。细解其操作手段，才能洞见其金融工具在其中发挥的杠杆要义。

理应说，脱贫攻坚工作，政府是第一责任人。可是，县级政府在帮扶贫困户的能力不足是现实，而且全国如此，更何况是国家级贫困县了。杨曙光在“5＋”模式的设计中，把政府帮扶贫困户的责任，委托给了当地龙头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并没有卸责，首先把贫困户组织起来，实现分散的政策性金融资源聚拢起来，再通过政府与龙头企业以信用担保的方式提供增信服务，实施实业开发，最后把实业资产出租给龙头企业牧原集团。

我们说，任何行为背后都隐含着价值理念。杨曙光设计的“5＋”扶贫模式不会例外。

人们发现，在这一资产收益模式背后，正是他的帕累托至善点的达成。所谓帕累托至善点，正是在价值理念支持下的最优资源分配方式。内乡县贫困户中，70%多是因病、残、无劳力而致贫。这些贫困户没有能力实现自我脱贫，政府必须履行脱贫的政治与伦理价值取向，那么，要实现这些贫困户实现脱贫方式，唯一的渠道就是把这些贫困户的生产要素委托给有实力的第三方经营，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实现集体脱贫。

人们看到贫困户的收益中，有自己的生产要素投入，其获取收益完全符合市场化原则，足显这一模式的生命力。而贫困户通过分配收益实现脱贫，其伦理价值更加突出。

在内乡，扶贫是一种集约型发展方式，符合效率与公平原则

市场发现，扶贫、实业开发、金融服务实业等等，具有当下政治经济热点的关键发展理念均在“5＋”模式中展现。

扶贫成为支撑内乡经济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式。

从字面理解，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涵着经济增长方式，还包括着产业结构、收入分配、资源利用等方面的改善内容。目前，政府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我们可以观察到，杨曙光设计的“5＋”模式，正是集约型发展方式的生动实践：从金融资源的集中使用到实体产业开发的工业化运营，从收入分配结构的重新调整到区域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等等，均有转变。

放置于贫困县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中看，这种创新的发展方式，即符合经济发展的效率原则，又符合社会治理中的公平正义原则。可以说，杨曙光的扶贫实践，不仅在探索一种贫困县的脱贫方式，而是在探索一种适合与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发展方式。

其功莫大焉。

来自媒体报道看，这一扶贫模式，抑或说这一发展方式，正通过当地企业牧原集团的扩张实践走向了全国近30个贫困县（市），其实践智慧将越发耀眼。

他的工具理性，为区域治理领导方式提供了一种尝试

据当地媒体报道，杨曙光任职内乡县县长之前，是南阳市商业银行行长，更醒目的专业素养背景的是北京大学高材生。

显见，杨曙光的扶贫经济学实践有着多重元素的背书，包括县长的行政资源、银行行长的专业技能资源、北大学子的高智商资源，等等。

这么看，杨曙光能够原创出具有中国扶贫智慧的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并非偶然。

当然，内乡县出了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牧原集团，正是杨曙光实现其扶贫开发模式创新的支点、实践的支点、推广的支点，这一点极为关键。

可以说，牧原集团成为杨曙光实践其工具理性价值的支撑力量。也就是说，杨曙光创新的金融工具，要发挥其功效，实现其效率，必须要有产业助力。当然，这并非只有牧原集团才能够落地，事实上，他的工具理性具有普适性的价值。

来自当地的报道看，基于杨曙光创新的金融工具，在光伏扶贫开发上、在肉牛饲养扶贫开发上、在当地特色农产品种植与培育上均有落地，可以说，处处闪烁着他的工具理性光芒。（品牌君）